迟福林：地方政府改革首先要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干部选拔体制等。我认为当前能让地方政府“舍利”改革的唯一前提就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若非如此，让地方政府放权很困难。

　　京华时报：2003年SARS危机时您就提出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10年后的今天您觉得这个转型处在什么阶段？

　　迟福林：我认为现在这个转型正处在最关键时期，公共产品短缺正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未来最重要的是要将经济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转变为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才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

　　京华时报：在您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样才能建成一个“小政府”或者说理想的政府？

　　迟福林：我认为正在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大方向。我不赞成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是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动力与合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方面还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问题。

(原标题：“含金量”高的权力下放还不够)

（编辑：SN069）